高考分数与辩论节目的现象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探讨中国文化如何抑制个人与主观发展，以及它在现代科学中的产生方式。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感，高考结束后，众人都十分关注那些高分。然而仔细审视这些分数，会发现它们除了能在高考中取得高分外，几乎毫无意义。因为考试内容充斥着各种名人名言、古诗词、宏大叙事以及政治正确的个人情感，到最后两部分就是对这些情感的深化与赞美。学生得高分并非因为文学创新或深刻的个人感悟，而是因其形式深度符合高考要求。
就连我们平时观看的一些辩论节目也是如此。大家的辩论并非基于证据和逻辑推理，反而特别像抖音上的对口型视频，场面越长越煽情，越煽情就越好。例如某些广受欢迎的带货主播，若能讲些鸡汤或股票知识，就会被大家视为成功人士。但却无人在意他们说的对错与否，是否合乎逻辑。
社会重形式与情感轻逻辑的文化基因
为何我们的社会如此注重形式和情感，却鲜有人关注逻辑？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的文化基因？今天我们将借助《中国文化的生存结构》这本书，与大家探讨为何我们普遍形成了这样的思维特征。
以我们熟悉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为例。数千名演员身着盛装，以极具震撼力的整齐划一呈现了中国文化。在演唱环节，林妙可凭借美丽的面容在台前吸引了众人目光，而幕后的声音却是另一个女孩。这一现象不仅是策划的结果，更蕴含着我们特定的文化基因。
相较于多样性之美，我们更在乎一致性之美；相较于真实之触动，我们更在乎形式之触动。看到其他国家的开幕式时，我们的评价通常很低。因为他们的表演可能是一种个性化、多元化的表达，甚至有些自我、幽默。但对观众而言，我们很难有耐心去思考他们想表达什么，只觉得杂乱无章、缺乏组织纪律，甚至会将此归咎于西方国家政府的失职。
其实，不仅是奥运会开幕式，从小学到春晚的各种活动都充斥着大量整齐划一的节目。我们会根据外貌、身高、体重等标准挑选参与者。若不符合标准，无论你多么想参加，都没有资格。即便在一些公共场合，如给领导倒茶，服务员的动作和笑容都需统一培训。这只是简单的倒水、倒茶服务，却也充满了仪式感。或许年少时我们觉得这种整齐正式的形式很无趣，但长大后却会下意识、不自觉地喜欢。
中国文化的城市化与象征化特征
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城市化与象征化特征。所谓城市化，是指中国文化特别强调模式、形式和结构，不追求主体创新的本质。也就是说，这种变化是表面的，而非内在的。我们不在意内在是否真的有变化，只在意外表是否美观，是否符合礼仪和形式。
例如在书法和礼仪领域，我们强调形式与风格之美。又如古代的八股文考试，其形式非常复杂。这种形式具有很强的权力象征意义。作为北方人，你可能对此深有体会。日常生活中，吃饭要按社会地位排序，入座要根据个人身份，与领导喝酒也有诸多规矩，不能越矩。年少时，每个年轻人可能都会对此感到压抑。但一旦自己晋升为领导，若下属不遵守这些规矩，你就会觉得对方不懂规矩。这种形式主义和象征化的心理需求，影响着我们每个人。
回到开幕式的审美，我们追求的是集体秩序和权威象征。这类节目容易给我们带来强烈的荣耀感和归属感。而对于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看似参差不齐的多样性，我们在心理上没有审美基础。
这种城市化的象征化思维模式会在社会中产生各种服从训练，容易磨灭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人能力。例如百人舞蹈，每个人都有固定角色，与各自发挥的舞蹈相比，前者必须尽力思考如何协调多个角色，个人会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和对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而整齐划一的豆腐块式舞蹈则完全相反，在特定动作上不能有任何额外表现，作为个体，要做的就是尽量避免思考、创新，以免犯错，最好保持头脑空白，以便更好地融入统一体系。
这种追求整齐划一的审美倾向会强烈阻止我们对权威的挑战，或建立我们对权威的敬畏。也容易让我们在各种场合将注意力集中在权力和形式上，主动放弃本应有的个人改变过程。
整体思维及其局限性
中国人在讨论健康时，常说身体需要氧气，氧气不足就会阴阳失调，这是一种非常全面的讨论问题的方式。在讨论建筑设计或养生保健时，我们也强调天人合一。在我们的哲学思维中，整体感知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认为世界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不可能也不应该被简单地拆解成零。
中医看病时，也将人视为一个整体。而西医不同，他们容易将人看作是由各种不同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医作为一种自然疗法，必然有其优点。但这种整体思维模式会极大地限制其应用范围。因为每个人作为一个整体都是不同的，很难有一个处方能适用于所有人。而且每个医生对整体的看法也不同，所以对于一些特定疾病，很难有非常具体、精确的治疗方案。而将人拆解成零块，在同一位置进行科学研究，则更容易找到通用的解决方案，发现其共性和差异。
例如“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我们还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天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我们都非常钦佩的祖先智慧。但实际上，读这些内容的人中，能清晰解释祖先在说什么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们祖先的智慧总是处于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状态。你听明白了就是你明白了，你不明白就是你的问题，而不是老祖宗的问题。
包括儒家的天命和道家的无为，都不主张对事物进行严格的理性分析。当然，这些思想能够增强我们的灵性感知层面，以及与外部环境的和谐。我们也能从这种圆润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特殊的美感。但其缺点也很明显。一方面，我们说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些东西很难被深入应用，形成知识，进而形成知识的积累和构建完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体系的手段。另一方面，面对复杂问题，我们很容易变成老中医，倾向于和谐，倾向于和稀泥，而不是找到正确的组合来解决具体问题，证明对错。相反，我们经常用一些整体意义上的好词，如大词，来模糊情况。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语文课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从小老师就常以总结、理解、读出道理作为教学目标，而不是一个透明、逻辑的推理过程。在阅读中，我们经常问学生作者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实际上，作者在写文章时可能自己都没想过。但这个标准的答案却非常具体，只有一个。所以这个过程表明，我们的教育目标不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逻辑能力，而是看他们能否理解老师想让他们理解的东西。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有意识的催眠，或有意识的同质化，或有意识的服从测试。这种标准答案的权威性对孩子非常不利，会对孩子的思维产生威胁。因为你的思维经常是错的，经常被权威否定，这会让你害怕思考。因为如果你的思维不符合标准答案，就毫无意义，甚至可能会丢分，这真的很糟糕。这导致孩子在自我探索最强烈的年龄，大脑就被紧紧锁住，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放弃了这些无用的探索，转而将注意力放在那些权威要求的正确模式上，通过不断符合正确模式来获得认可，而自己却离真理越来越远。
西方哲学与科学传统
上一集我谈到了这种思维的严重缺陷。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当时的西方社会强大，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而是因为他们具备这些技术思维条件。西方哲学和科学传统自古希腊开始，就基于逻辑解释和经验验证。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笛卡尔的怀疑方法，从培根的归纳法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西方思想一直以可验证、可证伪的知识为合法基础。这种传统在康德哲学中达到了高度系统化。在这样的框架下，西方思想不断强调问题的清晰定义、假设的建立、证据的验证和推理的修正。
这也为西方社会的现代文明创造了基础，创造了方法论基础。因此，当我们教育自己或孩子时，必须首先改变理解和接受证据的思维方式，让孩子从小就明白，一个观点的成立不是因为听起来像真理，而是因为它能经得起质疑，能被逻辑推导，能被证据支持。
中式文化中的拉帮结派与关系网络
我记得刚工作不久，就有同事对我说我是某某老板的人。当时我非常诧异，我只是一个刚入职不久的新人，怎么就成了某某老板的人呢？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式文化。很多人一旦进入群体，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拉帮结派，而每个派系都会有一个权力核心。虽然我当时认为自己是中立的，但还是会被别人认为是某个派系的一员。
进入社会后，我也加入过很多圈子。有些圈子一开始看似平等，但后来就会开始分裂，建立不同的等级。似乎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对关系和等级着迷。
孙隆基说，中国文化的核心不是个人与世界的线性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网络。这种关系体现在三个层面：家庭中心、权力等级和关系网络。我们的大脑被困在这三个层面中，很难清晰地将他人或自己视为一个纯粹的个体。
在中国文化中，个体定义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多维关系构建起来的。例如，我是某人的儿子，我是某人的同学，我是某人的下属。社会信任不是通过规则执行的，而是通过相互理解、相互理解、相互理解……（此处重复过多，疑为转录错误）。它不是平等的契约，而是基于关系网络的侵入者。
在北方，如果你想做某事，第一反应不是登录该部门的网站，查看规则并申请，而是找个人打听。即使其中没有猫腻，你还是会觉得需要打点一下才安心。
这也是公务员如此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规则是假的，关系是真的。有一个有关系的人做你的伙伴，可以大大降低在社会上做事的成本。如果你的父母在社会上很有能力，你自己做事也会顺利很多。即使你不花钱，别人也会给你面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个体，我们很难在这个社会中感受到纯粹的自我和平等。因为没人关心你是谁，大家只关心你是谁的人。
这种深厚的关系结构也会导致我们的个性难以建立。很多领导在职时看似很有能力，退休后却被诊断出抑郁症。因为没有了主观的人，社会关系消失后，很容易导致自我认知障碍。这种障碍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或者作为一种精神创伤，一辈子都无法恢复。
东西方文化中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差异
然而，在西方社会，个人主权被置于一个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重要位置。西方政治哲学从契约的角度强调国家的合法性，这意味着个人通过理性协商，放弃一部分自由以换取法律的保护。国家中的个人是权力的主体，而不是从属身份的一部分。
这与我们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认知非常不同，我们的认知类似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在政治理论中，在进行身份判断时，要从公平的角度保护最弱势的个体。换句话说，无论你处于何种社会地位，法律都平等地保护你和那些地位更高的人。这种身份分离的公平性是西方制度平等的核心概念。
在古代，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即将被斩首，突然皇帝送来免死金牌或尚方宝剑。也就是说，在皇帝面前，制度的公平性并不重要。
东西方文化深层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对个人与整体关系的不同理解。西方强调主观性，先有我，然后才有我在别人眼中的样子。在中国，则强调一致性，我是谁由我和谁在一起决定。
好了，这就是这本书第一章的内容。孙隆基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三个特点，而且是一套高度稳固、深植人心、难以察觉的文化地基。它并不是悬浮的意识形态，而是无形的空气。我们从一出生就会被训练成像样、听话、别出头的社会文化执行者。但我们很少问自己，我这样做是因为事情本身正确，还是因为习惯，或者是因为恐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周四，我们将继续更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二集。欢迎大家点赞、转发、留言。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