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失业率攀升，努力不再是成功的保证

在东亚，新年时代的处境通过网络流行词汇具象呈现。中国有烂尾娃、全职儿女等，韩国有三抛、五抛、七抛时代及地域超限，日本有尼特族与蛰居族。一种共通现象蔓延：高学历难觅稳定工作，薪资增长停滞，房价飙升，年轻人集体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失败”，这句东亚父母的勉励，对上一代人适用，对2020年代年轻人却已格格不入。2023年7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6 - 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21.3%，8月该数据暂停公布，引发舆论哗然。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学者联合研究显示，实际失业与低职就业合并比例可能接近40%。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突破1179万，创历史新高。

韩国情况同样严峻。2022年，15至29岁青年失业率为9.6%，远高于整体人口失业水平。且这些青年就业多集中于低薪无保障职位。首尔大学社会学研究显示，逾四成受访青年认为努力难以改善经济状况，社会上升通道窄化。

学历与报酬失衡，读书改变命运受挑战

上一代人考上大学几乎保证体面工作，如今大学生却成“卷”主体。中国人社部数据显示，2023年本科生平均起薪仅6050元人民币，低于北上广深基本生活成本，甚至低于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收入。

台湾方面，2023年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33000元新台币，考虑通货膨胀，薪资几乎20年未涨，同期房价指数成长超过52%。学历与报酬失衡，让“读书改变命运”的逻辑面临挑战。

部分青年为避免长期失业，选择灵活就业或投入零工经济。2023年，中国美团平台约有570万名外卖骑手，其中45%为35岁以下青年，大专以上学历者占比超过25%。日本非正规就业者中，约36%为20至34岁年轻人，他们缺乏社会保险、年终奖金与升迁机会，长期处于经济边缘。

阶层流动期望下降，社会进入压抑稳定状态

阶层流动期望急剧下降。2019年韩国统计厅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只有22.7%的受访者认为通过一生努力提高个人社会与经济地位的可能性很高，比10年前减少14.9个百分点；对于下一代通过努力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只有28.9%的受访者认为可能性很高，比10年前下降19.4个百分点。

在中国，2022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调查显示，约60%的受访青年认为阶层固化严重，向上流动难度大。当阶级复制取代阶层流动，拼命努力不再带来回报，社会进入高度压抑的稳定状态。

房价高企，成家立业目标成幻影

在传统东亚社会，成家立业是成年与责任的标志，买房几乎等同于安身立命。但对今日东亚青年而言，这一目标正从现实变为幻影。

2023年全球住宅可负担性报告显示，东亚主要城市包办全球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前十名。上海以46.6倍居冠，北京45.8倍，香港44.9倍，首尔30.8倍，台北29倍。在北京，一位年薪20万人民币的白领，需13年才能买下一套均价300万的一居室，还未计入首付、贷款利息与生活成本。

在中国，买房与婚姻、生育、教育等人生节点绑定。贝克研究院2023年调查显示，87%的年轻人认为结婚前必须拥有住房。这一观念深植于家庭与配偶的社会期待中，让多数青年望房兴叹。

首尔年轻人也面临困境。2022年首尔平均公寓价格为12亿韩元，20 - 39岁青年平均年收入仅3800万韩元，房价收入比高达31.5倍，大量青年只能选择全租。台湾年轻人面临高学历低收入与高房价低首付能力的双重压力，社群平台充斥着“买房要靠爸妈，不如租一辈子”等言论。

婚姻与住房关联紧密，生育率下滑

在东亚传统观念中，婚姻与住房关联极为紧密。清华大学社会学院2022年对北京市300对新婚夫妻访谈显示，89%的男性在结婚前购置了住房，男方无房时结婚比例大幅下降。这不仅造成对无房男性的婚姻歧视，也导致青年对婚姻与生育的延迟与逃避。

住房问题成为生育率下滑的重要推手。东亚主要经济体总生育率全面低于更替水平，韩国为0.72（世界最低），台湾为0.87，日本为1.26，香港为0.77，中国大陆2023年官方数字为1.01。

各国虽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难以对抗结构性困境，如生活成本过高、育儿负担沉重、女性职场歧视等，年轻人即使想生也不敢生。

情感与家庭制度性瓦解，独身成为新常态

从中国的“四不青年”（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子）到韩国的三抛、五抛、七抛时代，再到日本的独身时代，情感与家庭的制度性瓦解成为新常态。

中国媒体形容部分青年为“四不青年”，广州市共青团2022年调查显示，符合这四项特质的青年占比超过12%。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收入稳定但有限，社会压力沉重，情感需求转向自我取悦或网络互动。

韩国社会学界十年前提出“三抛时代”，后延伸至“五抛”“七抛”。2023年韩国统计厅资料显示，2022年全国结婚登记为19.2万对，创下1970年以来最低纪录，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推迟至31.1岁。

日本亦步入独身社会模式。厚生劳动省调查指出，2022年30至39岁日本男性中，38%从未结婚，过半表示缺乏恋爱经验或不相信自己能拥有恋爱关系。

女性角色变化，对传统婚姻质疑疏离

过去几十年，东亚女性教育水准与职业参与率大幅提升，但婚姻与职场制度设计未随之改变。当代年轻女性面临双重负担，既要承担传统家庭角色，又缺乏职场公平与育儿支援。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2022年指出，64%的20 - 34岁女性认为婚后生活会让自己失去自由与选择权。在台湾，不婚女性被视为理性选择者的比例持续上升。在中国，“躺平”与“单身经济”成为新趋势，反映女性对传统婚姻安排的普遍质疑与疏离。

年轻人转向个体化选择，情感不再是社会压力附庸

年轻人并非不渴望爱情，而是制度不再提供支持，社会不再给予保障，情感不再有出口。他们转向个体化选择，如线上陪伴、虚拟恋人、AI聊天、无性社交、柏拉图式友谊、同性社群、自我疗愈旅行、兴趣社群、心理咨询等。

阶层复制现象严重，教育与努力信仰崩溃

“知识改变命运，寒门出贵子”曾是东亚家庭的希望，但当代年轻人意识到努力未必带来回报，出生往往比奋斗更重要。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报告指出，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影响显著。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也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更容易进入资源丰富的大学，并获得较高薪资和职业声望，导致社会阶层固化。

过去进入名校等同于获得上流通行证，如今东亚教育体系呈现高投入低回报的结构性失衡。中国2023年高校毕业生达1179万，研究生录取人数突破140万，远超产业吸纳能力，大量高学历青年转向基层岗位或零工市场，学历贬值。韩国高考压力与补教支出居高不下，却难换对等回报。

资产集中，年轻人无立足之地

瑞银2022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大陆40岁以下人群持有的可投资资产仅占全社会财富不到16%，台湾与韩国该比例不足20%。八成社会资产集中在40岁以上族群，且高度集中于少数家族或地产资本之中，年轻人在资产市场几乎无立足之地。

一线城市的房产、金融工具、创业机会被早一代人圈占，年轻人只能作为资源租用者、利息承担者与机会旁观者。这不仅是资源分配不公，更是社会潜在不稳定因子。

制度设计导致阶层复制，年轻人对社会制度失去信任

以教育体系为例，顶尖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精英学校，入学管道与家庭背景密切挂钩。中国大陆北大、清华本科生超60%来自城区重点高中与高收入家庭，农村生、县中生比例萎缩。职场与资源分配上，关系网络、实习门路、推荐机制、家族资本成为晋升与机会的潜规则。

这样的结构性现实，导致年轻人逐渐放弃对社会制度的信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指出，2023年韩国20至39岁人群对国家政府的信任度低于其他年龄组。中国知乎、豆瓣等社群平台上，“阶层躺平”“上岸幻觉”等词汇广为流传，折射出普遍的心理疲劳与社会幻灭。

零工经济兴起，年轻人处于漂浮式就业状态

当固定职位不再保证稳定，终身雇佣成为历史，越来越多东亚年轻人以打零工为生。从外送骑手到平台接案，从兼职直播到短期客服，他们处于漂浮式就业状态，没有保障、升迁与未来。

零工经济在东亚更像是制度性退让，是主流雇佣市场拒绝吸纳青年的证明，也是社会保障体系对新时代的沉默。中国人社部2023年资料显示，全国从事灵活就业人数突破2亿，相当大比例为35岁以下青年，多从事劳力密集性工作。

韩国2024年数据显示，20至29岁工薪劳动者中，临时工人数达146.1万人，占比43.1%，创历史新高。台湾社会鼓励斜杠青年与自由接案，背后却是就业市场缩减与青年无奈选择。

这种非正式就业心态，让年轻人长期处于焦虑中，无法规划未来，没有退休金、房贷资格，难以组建家庭或承担育儿责任。

工作与价值感断裂，年轻人与制度疏离

在传统社会，工作是人与社会连接、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但对当代零工青年而言，工作更像生存性机械任务，目的仅为填补现金流。

心理学研究者指出，当工作无法带来稳定性、社会认可与未来预期时，年轻人会逐步与制度疏离，导致存在性空虚与社会性撤退。这是日本尼特族与中国躺平族、社恐青年的心理根源。

代际认知落差，情感隔阂与文化撕裂

当代东亚年轻人活在由上一代定义却已失效的规则中。他们被要求努力买房、成家立业，却发现无从努力、无力置产、无意组建家庭。这种与父母辈的巨大认知落差，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文化与心理层面的撕裂。

中老年人常将年轻人困境解读为不够努力、抗压性差、太爱玩；年轻人眼中的父母辈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懂现在社会有多难。这种对话失联造成巨大情感隔阂，使亲子关系陷入道德审判与失望循环，年轻人选择沉默、疏离甚至逃避。

网络文化成为情绪出口，反抗被商业体系吸收

无法说出口的情绪，在网络文化中寻找出口。“内卷”成为对无效努力的嘲讽，“躺平”象征主动退出竞争，“摆烂”是对抗期望、拒绝负责。

在中国，“躺平学”成为青年必修课；韩国年轻人用“地域朝鲜”形容无望社会状态。这些词汇不仅是流行语，更是自我疗愈的集体语言，年轻人从中找到认同、获得心理支撑，构筑消极团结。

有趣的是，这种看似反抗的语言与姿态迅速被商业体系吸收与包装。“躺平”周边产品、“社恐友善”咖啡厅、“摆烂日记”手帐等商品热销，资本将反抗转化为新的消费动力，使青年处于更深矛盾中。

青年无法参与社会，成为社会焦点问题

令人忧心的不是青年选择不参与，而是他们无法参与。在日本，被称为“SNEP孤立无业青年”的人群在20 - 39岁族群中占比接近6%，他们完全抽离于社会之外。

中国的“全职儿女”现象也成为社会焦点，这些青年回家依赖父母生活，以照顾父母为名，实则退出职场与社会竞争。